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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学习《周恩来同志谈共产党员自我改造》心得体会

时间:2019-03-20 08:00:34

  周恩来认为,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完人”,即在于人和时代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下面yjbys小编整理了2016年学习《周恩来同志谈共产党员自我改造》心得体会,欢迎参考!

  2016年学习《周恩来同志谈共产党员自我改造》心得体会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讲思想改造最频繁、最深刻的领导人,也是思想改造最彻底的领导人。他讲思想改造具有自觉、严格、持久三大鲜明的特点。

  第一,贵在自觉,这是自我改造前提。

  1962年3月,他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因此,“改造靠自觉”。l963年1月召开的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他又说:“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是要不断地前进。”因此,要“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同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干部会议上谈到过好“五关”问题时联系自己的经历,坦诚自己出身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教育,跟蒋介石打过交道,跟马歇尔也打过交道,在台湾还有那么多国民党同学和朋友,经常接触外国人,有时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访问,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面对“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他指出:“廖鲁言同志用了我的话,他说,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何况我们呢?他的这句话是旬好话,我很欣赏。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共产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正因为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才有自我改造的自觉性。

  周恩来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改造,即在于他认为世界本无完人。早在19世纪初,年仅l8岁的周恩来就给我们留下一篇被称之为“见识高超,理境澄沏”的佳作:《诚论动物论》。他在文中写道:“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三人以为人类之表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圣人”了。然而即使如此,“夫三子亦犹人也,贵未及于天子,富未比乎陶朱,享寿亦若中人”。简言之,即使那些被称之为圣人的人,也不是完善无缺的,况且普通人呢。所以,周恩来在建国前夕为青年人所作的《学习毛泽东》的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联系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认识周恩来的这一结论,倍感亲切、深刻。

  周恩来认为,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完人”,即在于人和时代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1962年,他在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即阐明这一观点。他讲:“任何人都有局限性,都不那么完全。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一个人总有长处和短处。”“说一切都好,世界上没有这种人。不承认英雄有缺点,这不合乎毛主席思想,不合乎辩证法。说一切都正确,那就会骄傲,就会垮台。”同理,时代也有其局限性。因为时代总是变化的,发展的,进步的,这种变化、发展、进步,正是以那些局限性的突破与超越。所以,他借用一句古语说:“后之视今,亦就今之视昔。”基于此,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今天也有局限性。到了21世纪,我们被后人看来也会是很可笑的”。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过的那些可笑的言行,更证实周恩来这一论断的深刻性、预见性。

  既然世界上没有完人,那么人人就都有自觉接受改造的必要。对此,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鲜明的提出: “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既然所有的人都要自我改造,那么就不存在专门改造别人的人。对于那些有意无意专想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道理很简单,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周恩来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始终坚持自觉的自我改造。阅读周恩来的著作,凡是谈到思想改造问题,经常看到像“还是拿我来说”、“拿我个人来说”、“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现在还要改造”、“我愿意带头”这样一些表述。他总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工作实际,从我做起,自觉地剖析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主动承担责任,公开作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l951年9月,他给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做报告时即坦诚:“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他对自己的错误和过失,从不掩饰。十年后,他在同上海市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有位同志曾请他写一本书。他说:“如果我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当然,“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第二,贵在严格,这是自我改造的关键。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周恩来即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规定:“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首先,从思想改造的目的看,只有严格才能有所进步。他在同知识分子谈思想改造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说话做事如果不多加思考,就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只有自觉的、严格的自我解剖,才能不断清除自己头脑中那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他现身说法,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进而不断进步。

  其次,从思想改造的途径看,只有严格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周恩来在谈到思想改造时指出:“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其意义诚如他在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所讲:“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所以,只有自己勇揭疮疤,且欢迎医生动刀,才能根治疾患,保证健康成长。由此可见,严格的自我剖析、自我改造,就是不能讳疾忌医。l962年12月,周恩来在《要重视技术力量》的讲话中,对此曾有深刻的阐述。他说:“知识分子终归有自己的毛病,都有些尾巴,不要隐讳。”谈到这里,依然联系自我实际。“我有没有呢?也有。我在广州会议上就说过,我是‘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要交代?就是来自哪里要清楚,不要怕。‘猴子变人’,几万万年了,尾巴没有了,还留着块骨头,坐起来就不那么舒服。我们要知道改造是长期的,不要怕,要欢迎。”之前,他在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即预料到一些人会担心因严格的自我剖析而失掉个人威信,影响工作,甚至引起别人的嫌弃。对此,周恩来认为,这正可以促进你自己的反省。等到人家改变了态度欢迎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彼此之间就会团结得更好。

  再次,从思想改造的难点看,只有严格才能真正突破自己。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究其因,即在于“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显然,这是思想改造的难点所在。如何突破?周恩来认为,一是勇于面对现实,自觉接受挑战,“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二是要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尽管周恩来一生反复动员别人进行自我改造,但他总是现身说法,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给人以榜样、示范,让人倍感亲切,深受教育。他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第三,贵在持久,这是自我改造的保证。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恩来强调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长期性的经典名言。

  首先,从事物发展规律看,事物发展的无止境决定着思想改造的持久性。周恩来认为自我改造“这是一辈子的事”。“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始终把“活到老,学以老,做到老,改造到老”视为自己的座右铭,坚持自我改造不松懈。正如建国初期他所说的那样:“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其次,从自我改造的途径看,学习实践的长期性决定着思想改造的持久性。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出自我改造的基本途径,即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自己的业务实践与理论学习来实现。而学习实践恰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所以,他谆谆告诫大家,作为一个党员、革命干部、共产主义战士,要永远承认:“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究的,学到老学不完,直到心脏跳动停止,你还学不完”。即使是到了晚年,他仍坚持这个基本认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深有体会地说,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他还说把读好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改正自己的工作作风,发挥集体领导能力,这对他自己永远是一个改不完的任务。这实际上是他的经验之谈,正因为他坚持终身自我改造的信念,才有他“时时前进”的精神状态。

  再次,从思想改造的特点看,旧思想影响的长期性决定着自我改造的持久性。“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的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家庭影响,他坦诚自己是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而“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至于社会影响那就更大、更长久。他认为,中国这个社会是极其复杂的,“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人”。“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斩断,而要长期进行。解放以后,我每次讲知识分子问题,总喜欢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大家说说,这样比较亲切些。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总之,旧思想影响的长期性决定着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

  2016年学习《周恩来同志谈共产党员自我改造》心得体会二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人民群众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敬仰、特殊的爱戴。张爱萍在谈到周恩来时,讲了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每当想起周恩来,就从心底产生一种意念:含辛茹苦,清贫安身的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他以自己的无私无畏和赤热坦诚赢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广泛的尊重。的确,在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爱戴方面周恩来是最富有的。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马寅初通过与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周恩来能得到人民那样广泛、挚烈的爱戴和深切而持久的怀念?这不仅因为他为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具有极为高尚的品德,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的楷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化身,是率先进入“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领导人。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中说: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宇,一个不朽的名字。”“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周恩来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用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谱写了一部活活生生的共产党人德典,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精神境界、思想作风,完美、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人民心中,在世界人民面前矗立起一座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形象、浩然正气和精神风范的丰碑。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刘仲容先生讲:“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许多人是通过周恩来展示的这种精神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社会主义,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我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过去信奉上帝,她说:“那不过是追求一种精神寄托,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周恩来展示的这种精神也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

  人们把周恩来身上充分展示的这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范亲切地称为“周恩来精神”。研究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不能不研究周恩来精神。

  周恩来精神是如何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这与他经历的长期、复杂、艰难曲折、丰富多采、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紧密相连。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主要特点、正确途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学习继承周恩来精神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主要特点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一)自觉性。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对共产党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内化;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在动态中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不断开创实践和认识新境界的过程。党性修养主要不是靠外力、更不能靠强迫,而主要是靠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通过自强、自律实现党员的自我完善。因此,党性修养贵在自觉。周恩来是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榜样。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高举起“革新”与“革心”的旗帜,把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紧密结合起来。1943年3月18日,他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建国后,他担任开国总理,身居高位,深受群众爱戴,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他多次对党员干部讲:“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①就是在他给邓大姐的信中,两位老共产党员也是互相勉励:“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哪!”②

  周恩来进行党性修养的高度自觉性来自他对党性修养的科学内涵和党性修养必要性的深刻认识。

  他把加强党性修养看成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周恩来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担负着改造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阶级,才能改造其他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③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也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因此,他把进行党性修养看成共产党人成长为成熟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修课。他说 “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④“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⑤人人需要完善自己,包括伟大的领袖人物也不例外。一个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⑥共产党人担负着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应该在各方面做出榜样。站在这样的高度,他提出“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⑦

  (二)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人人要修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他认为党性修养“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是一辈子的事”。首先,因为“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所以,要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不然,“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⑧再次,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而且要建设新社会,要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本领,要承认我们的知识还不够,“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⑨所以,“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⑩正是在坚持不懈的自我完善中,周恩来登上了共产党人道德人格的巅峰。

  (三)实践性。周恩来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他对领导干部讲,“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11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

  这种实践性还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相接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当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时,就决心用鲜血和生命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在1922年3月给觉悟社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还在诗中写道:“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12他一生中都坚持了这种知行统一、注重实践的原则。凡是要求党员、群众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群众不做的事,他首先不做。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1961年与文艺界谈到改变作风时,他讲,“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13他曾对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部长和负责人讲,执政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一关是亲属关,“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那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14在处理亲属关系方面,他也是首先从自己做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不仅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亲属谋取任何私利,而且对亲属提出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建国初期,党内外都有人提议邓大姐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周恩来讲:“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颍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颍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总理给下压了一级,改为6级。1974年一些同志提议、毛主席批准,邓大姐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是周总理压下来了。1963年周总理到杭州治病,邓大姐不放心,陪着去,邓大姐的食宿费都是自费按标准交的。他的侄子周而辉曾在北京一个大学当教员,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有关方面把他的妻子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总理知道后,动员侄子带头响应党中央压缩城市人口的号召。后侄子、侄媳妇双双调回淮安工作。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去建设边疆,他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插队,当了牧民。后来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领导干部担负着宣传教育群众的任务。宣教工作如何有效?一靠讲的是真理,人家才信服;二靠人格,自己身体力行,才有号召力。否则,说一套,做一套,那只能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改造别人自居,“党性修养”、“为人民服务”虽然挂在嘴上,但都是说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并不实行。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15

  (四)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进行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和“透明”方面。

  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和共产主义精神要求自己。一丝不苟,“严”字当头。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他多少次出生入死,锻造了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大智大勇。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国人把他称为“全天候”总理。他办公室那彻夜不息的灯光,已成为共产党人奋发向上、忘我工作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中,他身患癌症,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局面,尽量减少损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嘱咐叶帅千万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权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他支持邓小平复出和搞全面整顿,为人民的事业耗尽了最后一丝心力。在生活上,他始终以普通百姓的标准要求自己。困难时期,他和群众一样吃树叶打的小饼子,吃“小球藻”。他是几亿人口大国的总理,出国访问穿的内衣上还打着补丁。而他交党费,一次就交了3千元,有一次一下交了5千元。他上公园自买门票。看电影,买了票,悄悄坐在后排的观众席。他看病等因私事用车,总是按规定交汽油费。到工厂、大学视察,和群众一同在食堂排队买饭吃。他从来不收礼。家乡淮安托人给他带来一点藕粉、莲子和小工艺品。他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了淮安县委,并附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严格执行,还邮汇了 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所送礼品的价格。他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而这种“严”,是为了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保党的政治影响”。他深知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又是群众观察党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帜,因此,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16正是在这样的严格自律中,他成为了全党楷模。

  “全面”主要指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在德才学识各个方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理论、内政、外交、统战等等各个领域都按照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目标完善自己;无论人前人后,特别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政治家最难处理好的“名”“权”“利”的问题上,他为全党做出了榜样,完美地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他“重名誉,淡泊名利”。珍视共产党人的名誉,但把个人的名利看作身外之物。生前不希望宣传自己,身后不保留遗体和骨灰。他有很强的执政意识,但是,终生是为争取和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而奋斗,从来不争个人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让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指挥红军的行动。周恩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来全权指挥,而且此后,他一直是毛泽东最得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全心全意支持和协助毛泽东工作。这反映出他“立大志,不存大己”,把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他热爱生活,反对禁欲主义,承认革命的“功利”,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锤炼与完善,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

  “透明”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曾讲过,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要看他还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领导者犯了错误,不仅要作严肃的自我批评,坚决改正,“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而且“还应该公之于众”,“这样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17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总理给写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作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18“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19

  (五)开放性。周恩来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学贯中西,智慧超群,这与他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饱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子百家的书都读过,而且研读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著;不仅注重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且注重吸取当代人的智慧,东渡日本,西赴欧洲,接触研究了当代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不仅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他的数学、英语、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学得很好。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原则,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20正是开放性的学习、修养,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21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被尼克松称为是多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份都坚强有力。”

  其次,他反对自我封闭、自我隔离。坚持敞开思想,置身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吸收群众智慧,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加强党性修养。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给自己规定了“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他一生中交了无数的朋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诤友。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送去了党的温暖,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又了解了真实情况,听取了群众的呼声、意见和批评。他从群众中不断地吸取着营养、力量、智慧、朝气和创造精神,所以他永远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永远年轻。

  (六)科学性。针对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和错误认识,周恩来在讲话中从多方面强调了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要促膝谈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对于一些错误,“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要‘一看二帮’。”“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不要搞唯成份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但不能随便的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22他强调党性修养不能“空谈政治”,红与专不能有所偏废,要重视业务修养。“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另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我“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23他还提出要研究各类人员增强党性和改造思想的规律,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方面互相联系,“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24

  正确途径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 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给自己规定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第二条是“努力工作”,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时,他也很重视学习各种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建国、治国的本领。通过学习掌握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努力工作”是指党性修养要以实践为基础。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乱闯“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25脱离实践的理论,没有任何用处。党员只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提高觉悟,克服缺点,增长才干,完善自己。艰苦的环境、困难的工作是干部成长、成熟的催化剂。第三条就是讲要善于总结。总结就是以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并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得出的新观点、新结论丰富和发展理论,开创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发现和创造”的重要环节。总结有多种方法:“自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以及我们现在搞的干部述职、党员评议等等。总结是实现一次次思想飞跃的新起点。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也自觉地推动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科学方法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一条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科学的方法,如“五个结合”,对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这正是他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一的结果。现在有些干部只知道改造客观世界,从来不改造主观世界,虽然也可能在工作中作出一些成绩,但是,一是不能持久,往往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二是难以提高,甚至会走向反面。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勤政;改造主观世界,当前特别需要做到廉政。这第一个“结合”,是任何想成长为真正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二)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周恩来知识渊博,才华超群,功勋卓著,是他一贯坚持读书与实践相接合的结果。有些干部只知读书,轻视实践,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学习一点皮毛,甚至成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有的干部轻视理论,盲目实践,长期不读书,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要想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这第二个“结合”。

  (三)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与学习新知识新本领相结合

  一些人把党性修养仅仅看成是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不注意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周恩来始终把学习新知识、新本领,改善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修养的重要目标。把克服错误思想看作完善自己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这种对党性修养内涵的科学理解,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澄清党性修养认识上的误区,正确地进行党性修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周恩来是严格自律的模范,也是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模范。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旁观者清”。因此,要“过集体生活”,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交,犯大错误”。26因此,经常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把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可避免犯大错误。

  (五)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立足点很高,着眼于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着眼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正确地制定和组织实施党的路线。但是,他又是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正是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按党性原则办事,时时事事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使他成为了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领导人。现在有些干部天天讲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但是,又照样用公款大吃大喝,还认为这是“小事”。正是在这一件件的所谓“小事”上放松自己,所以他们永远也达不到“完全”、“彻底”的境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起自平台,要成为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精神”,像他那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2016年学习《周恩来同志谈共产党员自我改造》心得体会三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于。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范文澜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二)我们曾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为北洋军阀或国民党直接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说没有受旧社会的影响。

  (三)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间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O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第的人,沈衡老是进士公,黄任老是举人公,董老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胜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解放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讲过,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我们是团结全国的最大多数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是最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专政。他还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棗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无产阶级根据这个既要同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又要同非劳动者结成联盟的方针,就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

  (一)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就首先要求党内进行学习和改造。

  (二)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农民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作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

  (三)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从加工定货到定股定息,进而取消定息,消灭其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则要改变其阶级立场和观点。这要经过长期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同盟者。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的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和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

  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是对抗性的吗?但我们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对农民则是逐步引导他们从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同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逐步接近,才能逐步消除的。这样看,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上述的发展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发表,那时已有右派进攻,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分析。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毛主席对知识分于的估计,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我们一方面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加上三年来农村灾荒,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些下降,市场物资供应减少,物价部分上涨,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对这种情况有意见,意见是应该有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关心提出改进意见,希望情况有所改善。只有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人民是从民族苦难的日子里熬出来的。在座的有的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了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困难,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从老一辈知识分子手里培养出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新的力量。饮水思源,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作用,也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加入了党,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 “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如在建设工作中,有个时期说高指标是正确的,低指标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现在钢的产量定在一千万吨以下,这不是保守,不是右倾,这样可以搞得扎实些,对建设更为有利。指标能高就高,该低就低,不能拿这些来作政治分野。

  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则作别论,那就是反革命,就是犯法了。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应有的认识。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三、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的艰巨的杜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现在看来,毛主席这段话仍然是击中要害的,完全适合当前的情况。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做。

  首先谈一谈我们党能否领导一切。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高等教育六十条、工矿企业七十条,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关于党如何进行领导,存在着各种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央领导下提出一套办法来,征求党外朋友的意见。

  下面我谈谈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几个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范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

  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棗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

  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如果把我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的演员,只有向人家虚心学习,哪能领导?我们到下层单位最怕听 “请指示”。就有这样的党员,人家请他指示,他就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

  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间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

  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信任他们。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第二,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

  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应该改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的具体政策你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要作检查。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问题成堆,不能一下都解决。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快出到五十期了,其中提到的有些问题不可能马上都解决。但要负起责任来,力求逐步解决。

  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会上有些意见批评得很对。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以上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四、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

  (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过去科学、文艺工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希望今后要不断改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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