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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制的由来

时间:2018-08-22 12:08:36

关于法制的由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考证后认为,“法治”应是1903年从日本引进而来,民国时期萌芽发展。但新中国成立,旧法统随着旧政权被废除。改革开放后,“法治”才重新被记起,直至上世纪末进入中国宪法。

  如果把“法治”这个词比作一个环游地球、有着无限生命的人,他来中国已有百余年。我们期待,这将是他的一次永不回头的旅行。

  1903:“法治国”在华登堂入室

  据专家考证,在中国,有关法治和法治国家的概念,最早是以“法治国”形式出现的。1903年,一位学者以“亚粹”为笔名,在当时的学术期刊《政法学报》上发表《论法治国》一文,让法治首次在中国“登堂入室”。

  亚粹认为,法治国发端于1215年英王约翰发布的《大宪章》,其中的“非依照法律不能迫害人民,非由公意不能赋敛租税”是法治国的渊源。周边几国看到英国社会因立宪变得更加平等,便纷纷仿效,使得法治国家开始盛行。亚粹对“法治国”的理解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秩序,而法律是“国民行为之规则”,无法律则无秩序。权利与与义务不得偏废,若不是法治国,国民则无公认的权利。

  亚粹的法治观念又是从何而来?根据清末民国引入国外法治思想的情况推测,“法治国”的概念是从日本引进而来的,也明显有日本公法学的深刻印记。比如在1906年,学者朱绍濂就翻译了日本法学家木喜德郞的《法治国主义》。1931年《世界趣闻:法治国家之精神》、1932年《法治国家的真谛》等民国时期不少法学论著,也受了日本公法的影响。

  1934年,学者张我军译注了日本学者大山郁夫的原著《现代政治思想之主潮及其缺憾》,其中也有关于法治思想的论述。因此可以说,“法治”这位旅行者最初是借道日本来到了中国。

  1949:“法治”随旧政权被“废除”

  解放前后,“法治”在中国的境遇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

  总体上说,1949年以前“法治国家”的理论虽还没有体系化,但已经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术界对法治的基本内涵也有了一些共识。1941年《自修》杂志这样解释“法治国家”(legal state):法治国家有两种意义,一是指重商主义时代,对于经济界的无限活动,要求由国家的权力干涉限制,同时要求国家维持法律秩序;二是指国家作为权力所有者,行使权力时不能不依据法律为准则。

  新中国建立,新政权废除旧政权的法律制度本属合理,遗憾的是对法学遗产采取了简单抛弃的办法。新中国还较为消极地看待宪政的价值,与蒋介石此前提出“保全法统”的请求不无关系。1949年元旦,蒋介石公开提出和谈的要求,其中写道:“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

  对此,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对蒋介石的法权要求进行逐条批驳。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含宪法在内的国民党《六法全书》。这年10月又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从此,“宪政”一词成为与旧法统相联系的概念,虽没有明文禁止,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成了敏感词。“法治”也被认为是旧法学的遗产,在中国法学界长期“默默无闻”。这期间,国际社会正热情接待“法治先生”。

  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这样确定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持使个人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不仅要防范行政权的滥用,还需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法律秩序;法治要求正当的刑事程序;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是实现法治的先决条件。

  1999:“法治”终成宪法“座上宾”

  因为上述政权更迭的原因,“法治”在新中国沉寂数十年,再次被提起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法治”概念,但这16个字清楚地表达了“法治”的内涵。第二年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第一次把“法治”用于中央文件。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这部宪法文本中虽未提法治,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取向,将公权力的约束和人权保障作为基本内涵,也力求在权力约束和人权保障上赋予中国的元素,“使法治从宪法观念上升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1996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写入“九五”计划。其中使用的是“法制国家”,没有严格区分法治与法制。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党的“十八大”则已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入宪,是在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形成第三次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第五条的第一款。

  法治的含义实在丰富,时代的变迁不断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但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法治所体现的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是不会改变的。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则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

中国法制之起源

  摘要: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引领着世界文明的潮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法制文明表现为人治基础上的专制文明。

  关键字:法制 人治 民主

  人类自诞生以来,为了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生活和维系社会秩序,探索并尝试了种种治理社会的方法与机制。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机制之一,在社会历史发展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部人类法制史记录了人类法制演进的曲折历程,反映经济的兴衰、政治的兴替和文化的兴亡。

  法制文明是在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由掌握国家政治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有关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它受一定社会物质条件的支配,反映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是人与社会意识的体现,同民族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以下我们着重从我国法制文明的起源来分析其特点。

  一、我国法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文明起源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

  从古代国家的形成来看,人类脱离动物界所经历的第一个社会制度是原始社会,所建立的第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氏族有了剩余产品,随着氏族的进一步分化,出现贫富分化,原始社会的公有制走向瓦解,出现阶级,进而进入阶级国家。古代中国也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的前提下建立阶级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在共产父系大家族解体的时候分离为分财别居的父系家族与一夫一妻制家庭并存,社会开始由个体家庭构成。尽管这种个体家庭尚未脱离家族组织独立存在,但它已经是财产和生活的基本的单位。于是,原来家族以上的氏族变为了宗族,氏族以上的部落则形成了族姓。中国古代早期的国家是很多不同族姓的宗族部落通过相互兼并或联盟融合形成的。早期的国家形态是宗族部落国家,其发展途径是由众多分散并立的部落王国到集中统一的宗族国家集团联盟。在这种国家形态中,社会的组成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而是家庭。社会由家庭组成,国家有大的宗族组成。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社会,需要确定家庭与国家的绝对的权威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继而出现了发达的公权力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境内形成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国家则是不难理解

  在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同时,法制文明的两大来源即礼与刑也逐渐积淀,并影响后世。

  礼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制度。礼本是一种盛放祭祀贡品德器具,古人举行祭祀活动时,往往是用礼器表示崇敬,并由此形成了一些祭神敬祖祈福的典礼仪式。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将这种意识加以改造,并赋予其神秘力量与强制力,礼便进一步上升为强迫人们必须遵守的制度规则。至此,礼便完成了其有一种仪式活动到一种法制渊源的转变,可以说,礼也是的对外战争的军法,古文献中多有“始于兵”、“师出以律”的记载。由于中国原始的氏族的特点,氏族成员只靠习惯来调节氏族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原一种调整社会的法律制度。

  刑起源于原始社会始的公有制要求氏族以血缘关系组成共同体,氏族成员之间不需要刑来调节,而对于氏族之外的则要用原始的同态复仇的方法来对待,随着氏族的对外扩张,军事活动是一种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严格的行为规范和统一的行动规则的集体行为,当靠原始的习惯不能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即“师出以律”。在氏族发生贫富分化时,则将军法加以改造用以调节氏族成员的日常生活,故氏族的军事长官也就成了最早的法官或狱官。由此,形完成了其由对外的一种做法到对内的转变,刑便成为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由此可见:礼与刑是中国法制文明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都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一种社会习惯,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统治的需要将二者加以改造便形成了调整社会的主要行为规范,二者成为中华法制文明的主要起源。

  二、中华法系的特点

  中华法系自起源起便独自发展,到近代以前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中华法系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现象,它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被统治者用做统治的工具,礼的功能在于“别贵贱”,确定“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因而得到国家法律秩序的强制保障,成为整个社会的评判是非的准绳。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礼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准绳,“礼不下士人,刑不上大夫”,礼法的结合是封建专制国家有效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有效手段。

  (二)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法治

  中国进入国家的途径是由家而国,而不是西方社会的由人而国,氏族的血缘关系确定了在中国国家制度中必然有所反映,在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适应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的存在,确定了父权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又为其提供了理论的支持,夏,商,周的宗法制则是最明显的表现。而宗法制的影响与自然经济的存在。促进与巩固了家族、父权在社会的地位,家族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是中华法系的另一特点。

  (三)独特的司法审判秩序

  由于中国不发达的私权力,中国社会也缺少民主法制的土壤,司法权没有独立,而成为专制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高统治者集大权于一身,享有最高的司法权。没有产生独立的司法秩序,进而也无法限制王权,也无法限制专制政体。中国司法始终与立法、行政一起构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专制统治。

  (四)行政权力――变治的发达

  私权力的不发达而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控制国家活动,需要通过权力媒介,这就是官吏。为了治理国家,促进社会的稳定,中国吏治形成了人治一官治一治官一吏治一治民的理论体系,进而制定了完备的吏治法规,加强了检察机构与法律的建立,制定了详细的官员考核制度。从而使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之发达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首屈一指。

  (五)”朕即田家”一法自君出

  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制度,使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的行政权、司法权、审判权,同时也享有最高的立法权,统治者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君主专制的政体决定的,不改变封建专制政体,这种情形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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