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职场资讯 > 行业发展

以父亲与狗为题目的散文

时间:2020-06-27 16:10:01

  上个世纪70年代,一个初冬的傍晚,我们在村口等受批斗回来的父亲。父亲怀里抱着一条狗,累得气喘吁吁的。“爹,这条狗好可怜,肚子都饿瘪了。”8岁的我,有些心疼地说。

  父亲走进里屋,拿出一个煮熟的冷萝卜,扔到狗的面前,“吃吧,饿坏了!饿饭的日子,畜牲也跟着遭罪啊”。它一点儿也不客气,立刻趴在地上,用两个前爪把萝卜捧住,啃了起来。父亲又舀了一瓢水,倒在洗脚盆里,然后用手,指指洗脚盆,示意它吃完萝卜后,还可以去喝水。它就欢快地摇摆着尾巴,脖子戴着的破铜铃铛也欢快地响个不停。

  狗喝完水后,就围着我们姊妹4个转,还不时地伸出红红的舌头来舔我的衣襟。父亲说:“它是黄颜色的,我们就叫它‘阿黄’吧。”狗不嫌家穷,就这样,“阿黄”成了我们家的一员。

  后来,父亲不再受批斗,成天到附近的地里默默地干活。阿黄就摇着尾巴,在父亲的不远处转悠,时不时还“汪汪”地叫几声,以便引起父亲的注意。

  父亲干活很认真,干着干着就忘了时间。阿黄便跑过来,用牙齿咬着父亲的裤脚,使劲地拽。同时,父亲听见母亲喊他回家的声音。暮色四合时,父亲领着阿黄向炊烟升起的地方走去。阿黄就很开心,铜铃铛在晚风中留下一串串优美的音符。

  回到家里,父亲开始洗脸洗脚。阿黄慌慌忙忙地把布鞋叼在嘴里,给父亲送来。父亲刚刚把洗脚水倒掉,阿黄又把旱烟袋给父亲叼来了。父亲高兴地从阿黄的嘴里接过旱烟袋,“啪嗒啪嗒”地吸起来。

  快乐总是短暂的。一个蝉声沉落、蛙声升起的日子里,80岁高龄的外祖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落下了神经错乱、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她躺在床上,整日整夜地大喊大叫:“我饿啊,我想吃肉……”父亲长吁短叹。母亲默默抹泪。

  阿黄焦急地跑进跑出,摇着长长的尾巴,黄色的铜铃铛来来回回地响个不停。有时候,阿黄在外祖母的病床前,一站好久。

  一个落雨的午后,阿黄嘴里叼了一大块瘦肉,出现在家门口。父亲感到非常惊奇。阿黄钻进厨房,把两个前爪朝砧板上一搭,就把肉吐到砧板上了。然后阿黄抖抖身上的雨水,吐着红红的舌头,气喘不匀地望着母亲。父亲一狠心,对母亲说:“把这块肉用热水洗洗,用盐水泡泡,再弄给妈吃吧。”外祖母吃着阿黄偷回来的猪肉,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阿黄总是隔三差五地叼回来一块肉。有时是瘦肉,有时是肥肉,有时是大块,有时是小块。那一年,我们家里闹饥荒,连油花花都见不着,更不用说吃肉了。父亲出门挣钱时,担心阿黄出事,嘱咐母亲把阿黄看紧点儿。

  阿黄终于东窗事发,它被生产队长痛打一顿。因为阿黄偷他们家的肉,被队长逮个正着。阿黄的两条后腿,断成三四截。看到阿黄的身躯朝着我们家的方向爬动,五大三粗的队长撵上来,在阿黄的头上捆了一个炸药包,留出一截尺余长的导火线。

  阿黄就拼命地爬呀,使劲地爬呀!突然,“轰隆”的一声,炸药包开了花。阿黄被弹出一丈多远,右耳化成点点滴滴的肉末子,血飞溅了一地。阿黄昏死了。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带着我一起去看阿黄。

  这时阿黄已经醒了。它躺在路边。母亲蹲下身子,伤心地用手抚摸着阿黄的头,右耳处的伤口,已经结出一层厚厚的黑色血痂,母亲又摸摸那个铜铃铛,阿黄从那黑黑的眼睛里滚出两颗泪珠。我把吃的东西放到阿黄的面前,那是一小块荞麦馍馍,一盘有盐味的青菜。阿黄犹豫了一会儿,才低下头去吃。

  第三天下午,父亲回来了。

  父亲流着泪,用手轻轻地摸着阿黄断了骨头的后腿。看到它是那么的悲哀,那么的可怜,那么的无助。

  父亲心里很难过:“阿黄,你有思想吗?你懂感情吗?你为什么不能用言语向我倾诉你的伤痛呢?就像当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绝望无奈时对你的诉说那样?”

  父亲从地里拔回来一些中草药,洗净捣碎,用干净的旧布片子,给阿黄敷在受伤的腿上。父亲东家西家地借鸡蛋,然后用鸡蛋清兑蜂蜜,调均匀,敷在阿黄失去右耳的伤口上。父亲说,这些草都是治跌打损伤的。

  在父亲精心的照料下,阿黄的腿骨慢慢地长好了,耳朵那里却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右耳也失聪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铜铃铛的声音似乎没有以前悦耳了。这时候,外祖母的叫喊不再是“我想吃肉”。而变成:“我要喝鱼汤。你们给我弄鱼汤来啊。”

  终于等来下雨涨水,父亲就拿一根竹竿,准备到洪水渐涨的河岸边去钓鱼。父亲走的时候,阿黄跟在父亲的身后。

  父亲钓鱼的时候,阿黄趴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父亲。父亲总算有收获,钓了几条小鲵、土鱼、红尾巴鱼以及一些黄鲴头鱼。

  猝不及防,一个浪头,从河岸上游呼啸而来。父亲一惊,立刻站了起来,后退一步。但一只鞋子被水冲走了。说时迟,那时快,阿黄一个箭步,飞快地跃入水中,把漂在河里的鞋子用嘴叼住。那个铜铃铛在一瞬间,弹出的响声,仿佛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父亲扔下篮子,顺着岸边往下游跑去追阿黄。阿黄拼命地向上游,由于水的阻力很大,阿黄还是随水朝下流。父亲急了,脱下蓑衣,跳到齐腰的水里,把阿黄抱着举起来。阿黄虽然被水冲走了几丈远,但父亲的鞋子却一直被它咬在嘴里。父亲奋力地把阿黄送到岸上,自己却好久才爬上来。

  浑身湿透的父亲,把阿黄带回了家。外祖母喝着有浓烈的鱼香味的汤,咧着嘴,笑个不停。金桂花谢了的时候,外祖母就咽了气。

  到了冬天,实在没有粮食吃,我们只好把萝卜当做主食。因为阿黄,父亲每顿都要从牙缝里省出两个萝卜来。阿黄的饭量很大,好像一直吃不饱似的。即使这样,阿黄还是渐渐地壮了起来。

  大年三十的上午,父亲出门还没有回来。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用来做团年饭了。母亲独自唠叨:“这一年到头,不沾荤,娃儿们连脚都拖不起来。”爷爷沉思良久才说:“那就炖一锅狗肉萝卜汤吧!”爷爷用左手把阿黄拉着,右手拿着一把锋利的菜刀。阿黄的黑眼睛里含满了泪水。爷爷愣了一下:阿黄是个通人性的动物,知道自己生命将尽了。突然间,阿黄两条前腿“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脖子上的铜铃铛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响声!我看见爷爷脸上的筋脉颤动了一下。阿黄流泪,爷爷不是没有见过,但是阿黄给人下跪,爷爷还是第一次见到。爷爷犹豫了两分钟,还是举起了菜刀。爷爷闭着眼睛,一狠心,菜刀就落了下去。鲜红的血从阿黄的脖子里流了出来。然后,取下铜铃铛,手脚麻利地开膛破肚。阿黄死了,它的眼睛还没有闭上,清澈透明地睁着!当阿黄的腹腔被打开时,爷爷震惊了。在阿黄的子宫里,静静地躺着4只金黄色的已经长成型的小狗。

  朱德庸在大学演讲,提到了小时候父亲讲的那段话:“人和动物一样,都有各自不同的天赋。老虎强壮,善于奔跑;猫则温顺、灵敏,虽然不能像老虎那样威风和霸气,但也具备老虎不具备的天赋与本能,它能上树,能抓老鼠。人们都希望成为老虎,而这其中有很多是猫,久而久之,变成了一批烂老虎。儿子,你天生对文字迟钝,但对图画却非常敏感,为什么放着优秀的猫不当,而偏要当很烂的老虎呢?我不希望你成为一只烂老虎,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只好猫!”

  这段话让朱德庸获益匪浅,让自幼对图形敏感的朱德庸在绘画上找到了自己的椅子专心致志,把漫画当做自己一生的追求,25岁就成为漫画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双响炮》《涩女郎》等作品红遍东南亚

  骏马虽能奔跑千里,耕田不如牛;耕牛虽勤奋,看家不如狗。找对椅子,对一个人的成长至管重要,否则再美味的佳肴滴在衣服上也就成了污渍。

  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他曾获得很多个第一:在美军历史上,共授予10名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是晋升得“第一快”;他出身“第一穷”;他是美军统率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统帅;他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第一人;他的前途是“第一大”——惟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毫无疑问当将军是艾森豪威尔最恰当的椅子,其他的椅子他就未必合适,比如说担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他,当哥伦比亚校长的时间不算太短,可在这文人墨客云集的地方竟毫无建树,唯一可圈可点的地方竟只是在校园内的草坪上,为懒于绕道的学生开辟了一条便道,哥伦比亚校长这把椅子就不是作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发挥用武之地的地方,无异于逼着兔子去游泳,让刘翔去跳水,让张怡宁去滑冰,让霍金去打乒乓球,其结果可想而知。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帕瓦罗蒂生前在回顾自己走过的成功之路时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一个面包师,就开始教我学习唱歌。他鼓励我刻苦练习,培养嗓子的功底。当时,我兴趣广泛,有很多爱好和目标,想当老师,当工程师,当科学家,还想当歌唱家。父亲告诫我说:孩子,如果你想同时坐两把椅子,你就会掉到两把椅子之间的地上。在人生道路上,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经过反复考虑,帕瓦罗蒂选择了唱歌这把椅子作为自己的椅子。经过七年的不懈学习,终于第一次登台演出。又用了七年,才得以进入大都会歌剧院。而第三个七年结束时,终于成了歌唱家。要问他成功的诀窍,那就是一句话:请你选定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就是最适合于自己的位置。

  古往今来,但凡有大成就大建树者,无不如此。李时珍选定的是采集中药治病救人的“椅子”,达尔文选定的是发现进化论这把“椅子”,莱特兄弟选定的是造飞机这把“椅子”,巴尔扎克选定的是写小说这把“椅子”,马克思选定的则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把“椅子”,他们都成功了,都成了他们所在领域里的开创历史的领军人物。

  人生苦短,心无二用,让我们“选定一把椅子”,找准自己的位置,成就自己绚丽的人生吧!

  原来,你一直安静地爱着我

  18岁,流离却未失所

  18岁的时候,宋月第一次见老沈。是想和别人一样客客气气地称呼他老沈,或者礼貌些称呼伯父,可是宋月是带着恨意的。在那个升高三的暑假,阳光毒辣,宋月的心却冰凉一片。

  如果不是刚刚辍学,即将南下打工,那个秘密应该会随着故去的母亲——不,是养母,一并带入黄土。风沙吹过,没有一点声响。可是邻居大婶看着宋月长大,这么好的孩子,那么优秀的成绩,不去上学实在可惜。那个闷热的午后,大婶悄悄地说:“宋月,我带你去找你的生身父母吧!”

  长到18岁,原来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实,也不是由自己喊了18年的父亲告知,而是别人怀着同情迫于帮助说出的。在闷热到难以呼吸的午后,宋月觉得自己可怜。养父说:“宋月,走吧!那本来就是你的家,好好上学!”

  宋月就真的走了。两个哥哥已经成家,养父一把年纪,再为自己上学读书的事奔波,宋月愧疚不已。18年来,她添的乱够多了。只是说好,宋月会常回去看看。这是老沈提出的,宋月并没有感激,18年,童年、少年,老沈全部错过。纵然血脉相连,他还有什么资格,爱宋月这个他曾经放弃的女儿。

  20岁,离开没有不舍

  高考那年,宋月终究差了几分,没有跃过传说中的龙门。刚知道分数的那几天,宋月不吃不喝,收拾了东西,准备像当初一样离开。老沈却急得嘴上磨了泡,每天给宋月煲粥,放了绿豆,加了白糖,豆香飘满整间屋子。

  老沈装作没心没肺地说:“月儿,没事,不上大学的人多了,不都活得很好嘛!”宋月不说一句话

  “你要是想复读呢,咱就再苦一年,明年考个状元!”老沈看着宋月,急急忙忙重新说。宋月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老沈却笑了:“月儿哭吧,哭出来就好了!”

  宋月选择了复读,在离老沈家很远的一所学校,两个月回去一趟,宋月不知道这算不算逃避。老沈会在每个月的月底打电话,小心却又期盼地问:“月儿,这个月回家不?”多数情况下,是宋月的否定答案,连带着能听到老沈轻轻的失望的叹息。每次决定回去的时候,老沈都会在火车站接宋月回家。火车经常晚点,冬天的时候,一出站口,就看到老沈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

  终于考上了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老沈没了去年的着急,喜滋滋地说:“月儿,你喜欢哪里就报哪里!”宋月就当真报了一所很远的大学,远到老沈觉得,那几乎是边疆,却还是送宋月坐上火车,看她离开。

  那年宋月20岁,回老沈家两年,却没有喊过父亲。

  21岁,想织一条围巾

  寒假回来的时候,老沈租了车跑到市里去接。回了家,给弟弟的书,姐姐的毛衫,妈妈的棉鞋,奶奶的补品,唯独老沈,宋月拿不出礼物。老沈看着大家围着宋月亲热地笑,然后一个人慢慢出去。

  听到老沈训斥的声音时,大家从院子里跑出去。不过是邻居家的孩子打闹,两个哥哥欺负小妹妹,老沈却发了大火:“你当哥哥的怎么能欺负妹妹?”邻居把小孩领回家的时候,宋月看见老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没有停歇,像是发狠,又像是赌气。午后微弱的阳光洒下来,宋月清晰地看见老沈皱着的眉头,一圈圈升起的烟雾,消失在他发白的双鬓里。

  晚上跟奶奶一起睡,奶奶说:“丫头啊,知道你爸今天火气为什么那么大吗?邻居家的小女孩,是抱来的。”

  宋月忽然明白,自己当初的家里,也是两个哥哥,大宋月好多岁。那些年幼的时光,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么欺负过宋月,宋月有没有哭在寒冷的冬天?这是老沈想知道的吧!

  那晚的月亮很亮很亮,照进宋月的心里,融化成一摊水,忽然就想织一条围巾,给老沈。

  22岁,想和你说一说

  宋月不习惯接老沈的电话,等到电话安静下来,宋月会发一条信息过去:我正在上课,有什么事吗?总是隔了好久,老沈的信息才慢吞吞地回复过来,夹带着错别字,不过是让宋月吃好、喝好,不要省钱,注意身体。宋月总是简单地回复:知道,谢谢!客气得让宋月都犹豫这么回复是否太过苍白。还好老沈不计较,一天一条,天气、吃饭、衣服、和同学的相处,说得很周到。就这么持续着,宋月慢慢习惯。

  大三那年,宋月连着两周没有回信息,没有接电话,老沈就坐了火车马不停蹄地赶到宋月的大学。宋月看到老沈,忽然就红了眼眶,却还是怪老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出什么事的。”带老沈去小饭馆吃饭,像4年前的夏天,老沈耐心地说:“月儿,吃点儿吧!”宋月吃着吃着就哭了。

  宋月委屈,率领中文系参加辩论会成为优胜团队,并且拿到最佳辩手奖,演讲会上自己一路所向披靡,杀入决赛拿到第一;专业考试的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可是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的,不是宋月。失败的理由太过荒唐,家庭背景和权力不是谁都可以选择,宋月面对老沈,开不了口。只交代了结果,没有前因,宋月浅浅地笑:“爸爸,我不难过。就是想和您说一说。”那是宋月第一次喊老沈“爸爸”,老沈手里的烟一抖,烟灰缓缓飘落,心也跟着踏实。

  隔世相逢

  在此刻,我知道,她不让知道的是,她已接近全盲了。

  1978年夏,忽然收到一封信,一边上楼一边拆。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大陆有信来,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信是李本明姊寄来的,她说她在北京遇到了“孃孃”(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生身母亲写的,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回了一封长信,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与许多人合住在北京劲松区的一处大院子里。我的信是母亲在晚饭之前收到的,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1980年的事。母亲就凑着几家起居室里共用的、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读到一片荒凉,再抬头,已经时近午夜,恍若隔世。

  当时两岸禁止相通,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的一只眼睛有一天也看不见,希望可以早日相会,以免抱憾无穷。我就决定要去让母亲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

  那是在1988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十年之后了。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也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私地爱着我。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也没得到幸福。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从17岁到27岁,被打成政治犯,在监狱中度过。母亲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清洁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很远又极冷的龙庆峡去探监。有一天他们一家得到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

  飞机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和今天美丽的首都机场是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三个小时,一步未挪,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妈妈、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很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的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请大家都别哭。

  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觉得跟她好陌生。这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是上海口音:“等一下子,在车子里面,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等一下子,进家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看,心里想的是:“好狭小啊!”

  原来二十几平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

  在承德,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随时地忍不住地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五十年前没哭出来,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

  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让我觉得害怕比伤心多。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两样,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四五岁,在那四五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也没有跟她在一起,当然没什么特别的印象。

  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

  父亲的话费单

  2010年初我结婚了。蜜月结束后,我和妻就陷入了还住房贷款的危机中。整整半年,我没有和远在另一个城市乡下的双亲联系。

  初夏的一天,沉默了一上午的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接通以后,对方的声音很陌生:我是你老家的四哥,你爹要和你说两句。

  “我是你爹!”父亲的语气很重,我能听见他粗粗的喘气声。“我是你爹”这一句话父亲说了足有五遍,我哭笑不得。“三娃,你还很好吧……”父亲的尾音很长。我耐心地应答着。父亲不停地说了五分钟,都是问我是否缺钱、日子过得好不好之类。电话挂断后,我感到很诧异,平常父亲不和我沟通啊,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了?

  第二天我在上班途中,手机又响了,还是昨天那个号码。父亲问我我们这里是否有大风,现在老家正在刮七级大风。我轻轻地说,没有。

  第三天我正在赶一个文案,手机又响了。父亲说他养的羊下羔子了,个个白白胖胖,真可爱。我有些生气,我说,爹啊,我正在工作。爹不说了,挂了电话。

  第四天我和妻在吃饭,父亲又来电话了。“娃啊,爹今天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了,小时候你长得多俊哪……”我心里一酸。我说,爹啊,现在没工夫,等秋末我回去和你一起收拾庄稼。妻有些不耐烦:怎么现在你老爹比你妈还能絮叨,天天给你打电话!

  第五天,父亲一天没来电话,我有些不习惯。到了晚上,手机终于响了。接通以后,很久都没有声音。我有点急了,说,爹啊,你有啥事就说吧。爹的声音有气无力:没事……爹只是有点想你……我心里一动,鼻子酸酸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六天到晚上我都没有接到爹的电话,心里竟有少许的空落。时钟指向了十点,手机响了。这次不是爹,是四哥。他用低沉的语气告诉我:老弟,你家我大叔,今天傍晚,突发心脏病……他走了……

  我的手机掉落在地上,我僵在那儿。

  父亲睡得很安详。望着他疲惫的样子,我终于明白这几天父亲一反常态、主动给我打电话的原因了!

  母亲递给我一张单子,说那是父亲写的。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震荡了我的灵魂一这是一张最古老的话费清单。

  第一次:借你四哥手机通话大约七分钟,长途每分钟三毛,累计两元一角。

  第二次:借你四哥手机通话大约一分钟,大约四毛钱。

  第三次:借你四哥手机通话一分多钟,还是四毛钱。

  第四次……

  总共话费十元零八毛。

  最后末尾有一句话:你妈不识字。你告诉你妈,让她把钱给你四哥。

  捧着这张话费详单,站在风里,我泪流满面。

  医学博士给父亲的临终方案

  得知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78岁的陈有强决定放弃一切放化疗方案,回老家诸暨度过最后的时光。他的儿子,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毒理专家、医学博士陈作兵支持了自己父亲的选择。

  当3月22日,最后的时刻来临,陈作兵交代母亲,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心脏停跳,也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让他安静地离开人世。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决定

  2011年4月,陈有强被诊断出患有腹膜恶性间皮瘤,且已经是晚期,全身转移。在浙医一院治疗期间,陈作兵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全都汇集到医院来,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人。

  在普外科,很容易看到那些肿瘤晚期的病人。头比细弱的身体大许多,有的只是躺着,浑身插满管子,看上去无声无息。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岣,痛苦不堪,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意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能这样,我自己想跳楼。”

  父亲的主治医生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如实相告。陈作兵得知后,对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

  其实陈父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放疗化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陈作兵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

  父亲问,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陈作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陈作兵答,全部公费,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父亲说,让我想想,明天上午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说父亲已经决定了,要回老家。

  乡间

  从杭州出发,沿着富春江,开车回去平时要走两个多小时,2011年7月,把老父亲和母亲送回村子,陈作兵开了近五个小时,他和父母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

  富春江两岸景色秀美,绿意葱茏,是典型的江南美景。车开开停停,父亲平素沉默寡言,车停下来,他就在风景处站一会儿,说些闲话。父亲曾无意间说起,马剑镇的面条很好吃,车开到镇上时,陈作兵说,爸爸,我们就在这儿吃碗面吧。陈作兵吃了年少时喜欢的猪肝面,母亲照例是青菜面,父亲点了大排面,只吃了一半——他把大排留给了母亲。

  回到村子,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陈作兵安排亲戚谁也不要多说什么,“让父亲安静从容地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就好了”。

  母亲陪伴着父亲。父亲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严格说都是中医禁忌的东西,猪肉,鱼肉,牛肉,鸡肉……爸爸喜欢吃肉,就让他吃好了。”陈作兵给母亲交待,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爸爸吃得很开心,一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变得很瘦。”

  整个冬季,父亲总是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前面是村子的操场,目光所及是远处的前山和后山,满山的毛竹挺拔秀丽。村里的人得知老人病了,每个路过的人总要和他说几句话,这些孩童时就曾和父亲在一起的人,父亲在最后的半年里,几乎都见到了。

  母亲告诉陈作兵,在石凳上坐累了,父亲就回家给老朋友打几个电话,还有那些曾经一起在汽车站工作的老同事。陈作兵记得,一生随和的父亲几乎从未和人红过脸,除了和一位同事——但在最后的日子,父亲给这个同事打电话聊天,两个人和解了。

  除了2011年9月至12月在国外进修那段时间,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村里陪伴父亲。顺着老屋走五六分钟,是一段山坡,白色的金银花沿路开着,金黄色的小桔梗花和艳红色的野草莓参差其间,毛竹嫩黄的笋尖常出其不意地钻出来,山坡旁边就是几家人合用的菜地,山上的溪水慢慢流淌下来,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流进菜园里。

  那时候,父亲还可以独自种地。他像对儿子说,又像是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流到金沙河里,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这些话,陈作兵都记得。

  父亲先是自己种菜,慢慢地,要拄着拐棍去,坐在地头看母亲干了。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孙女)还可以吃到的。”那时候还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来,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每天说哪些话,吃什么东西。

  2012年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父亲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了年夜饭,拍了许多张全家福,父亲在拍照的时候,始终笑着。

  告别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父亲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父亲的意愿和陈作兵的建议,治疗只是普通的补液,对症治疗,缓解疼痛。

[以父亲与狗为题目的散文]相关文章:

1.以父亲的苹果为题目的散文

2.以父亲为题目的作文

3.以父亲为题目的抒情散文3000字

4.以父亲的独白为题目的散文

5.以想念父亲为题目的抒情散文

6.以父亲的承诺为题目的散文

7.以父亲为题目的散文1000字

8.以父亲为题目的散文推荐

9.以两个父亲为题目的散文

10.以父亲为题目的散文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