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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

时间:2023-05-18 23:00:13

内容提要:20世纪上半叶,从俄国迁来的流民曾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三河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本文从居住条件、农牧业、生态和经济的适应方面,对这一特殊社区的建构过程作了描述与分析。结果表明一个文化的移植成功,其核心条件与生态和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在三河,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农牧生产技术、森林、土壤和从俄境移植过来的兵农制。

关键词:俄罗斯族 农牧业 文化移植 三河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文化长期以来以游牧为主,蒙古族,外加几个通古斯族,构成游牧文化的主体。17世纪以后,俄国人开始进入草原,逐成为一个独特畜牧业文化群体。但长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即使在东清铁路修建以后,呼盟尽管有许多的俄国人,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在铁路上工作,没有形成有规模的农牧业文化。①直到三河一带出现了几十个俄人村庄后,整个呼盟的经济文化几乎为之一变,因那里的人产生了有规模的俄人农牧业经济文化带,几十个村庄产生了很大的经济影响。这一群体有规模地复制了帝俄后期后贝尔加湖地区的生产形态和社会形态,产生了规模效应,使三河名扬草原。当时的三河地区已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满铁和其它机构的对其调查不下10余种。

一、木屋、庭院与生活方式

三河是指哈乌尔河、得尔布尔河和根河流域的那一小块地区。原来只是少数的蒙古人在那里放牧,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这里突然来了许多俄罗斯人。他们有的是原帝俄时期的军人,有的是一批对集体化政策不满的村民,主体是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哥萨克族,。他们盖木屋、开农田、置牧场、养牲畜,在异国他乡,活生生地复制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文化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文化的复制在世界范围内都成了一份独存,因为原来帝俄时期的后贝尔加湖文化在十月革命后不可逆地被改变了。1949年以后这一复制的文化也成为历史。这次独特的文化复制依赖于原来的那批十月革命前后的流民。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不但复制了原来的生活方式和农牧业方式,同时,在与当地政府协商后,将原来帝俄时期后贝尔加湖地区的那一套村庄自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三河。从生产到技术,,几乎完全地复制了源文化。,村庄群不断地扩大,到1923年左右,已有

① 满铁庶务部调查科:《东部内外蒙古调查报告》(第二班),第二编,昭和二年四月,第3744页:

4050个村落,人口近万人。这批俄国人占呼盟总人口数的1/7左右,成为俄人在呼伦贝尔草原最为集中的地区。①

三河的新文化与当地风景是格格不入的。在景观上,三河各村落是木屋和整齐的院落,当地蒙古族则是居无定所。当俄国人刚进入这种简单文明区时,也是从简单作起,逐步才复杂起来,达到他们以前的水平,与环境区别出来。由此可见,一种高级文化在落后地区的复制,其起点往往就是当地文明。尽管他们中有一些人带着牲畜来到三河,但一开始也没有定居点,许多材料要向当地人购取。初创者往往要在这种简单文化中生活一段时间。刚移民到美洲大陆的那批新教徒,也要从印弟安人那里学习玉米种植技术。上库力村1918年只有5户定居俄人在那里,他们甚至以狩猎为生。用猎物与当地蒙古人进行物物交换。到1920年左右,这个村大约有20户左右,狩猎生产才让位于牲畜业生产。②

北欧式木屋当然也是后期发生的。上库力村的俄国人刚到三河时,所考虑生态条件是有次序的:第一是水多;第二是离牧场近;第三才是离森林近。水多为了生活,离牧场近是为了放牧和收割牧草,离森林近才是为了居住盖屋。建设木房子不是首选,生活和维持基本生活的简单生产是首选。但前二种选择并没有将他们区别开来,当地布里亚特蒙古人也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最后一种选择将他们区别开来。早期的初创者,一开始也只能住简易的临时居所内,没有时间和能力去采木建房。临时居所十分简陋,简单地将泥土涂在木柴支架上就形成了居所。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准备长期居住,随时准备回乡。到1940年左右,简陋小屋的残迹在一些村庄仍然存在。③1918年,上库力村有56个小土屋,是俄国人用原家乡盛干草用的冬笼做基架,涂泥而成。1920年以后,一些人开始用祖先的办法建有地基的土房子,也是临时居住。后来才造欧式大木屋,并对东部大兴安岭的森林感兴趣。尽管时间很短,但这种决策仍是几经周折,经过几个台阶才达到。每到冬天,俄人用牛和马到兴安岭西麓坡地采伐木材。因为夏天地面不好,交通不便。木材以落叶松和桦木为主。1941年上库力村的建筑材料中落叶松占第一位,占75%,其它类型占25%。一些大的公共建筑,如教堂和学校,都是用白桦建成的。现在那里的桦木已经很少。移民的增长和聚落扩展并不同步。上库力村的移民增长主要发生在19191929年,有96户来到此地,且主要集中于19181919年两年,这时不是定居建房的高峰,定居稳定地发展是在后期。许多家庭在临时居所里往往要住上十几年才盖房。(4)木屋文化的分布一开始有阶层差异。往往只有那些中上阶层的俄国人才可能较早地住上木屋。这种屋子内有专用暖房,有面包炉和其它用品,代表着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下层的俄人长期住在因陋就简的房屋里,那种房子实际上是用柳枝作材料,双重柳枝之间用土填充而成。最贫穷的人甚至住土窖子,这种土窖子依靠丘陵的斜面挖洞,南面作窗,三面深人土中,更像是陕北的窑洞。随着定居时间的增长,下层俄人有了积累以后,也能住上好房子。从三河一带的聚落发展分析,随着外来俄人的不断加入,聚落群向东发展,更靠近大兴安岭的西坡地带,这是为了方便于采运木材。冬天运木料要用雪橇。从各村落的木屋建筑质量来看,东边村落的木屋比较多,远离森林的西部村落相对少。从1935年的村落分布可以清晰地看出,移民的增加趋

① 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编:《巴尔虎(呼伦贝尔)の经济概观》,大板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年六月,第4866页。

② 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と生活),东京博文馆昭和十八年三月,第2223页。

③ 山崎维城:《兴安北省三河地方调查报告》,昭和九年十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438页。

④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60--62页。

势主要发生在东部接近森林的地区和中部地带,近森林地带的1个村庄1年内就增加了33户;中部村庄的增加数大部分只有58户;西部地带只有1个村庄增加了5户,其它的村庄没有移民。①这种木屋建设需要将木材一根一根地垒接,接口技术十分复杂,需要一系列的工具。但这些哥萨克对此在行,这是他们祖传的技术。这种居所是北欧森林诸国的传统,木屋融人森林,构成为一种著名的地理文化景观。

在木屋的基础上,形成庭院。与汉蒙文化不同,庭院生产占很大的比重。庭院分2个区,住宅区和养畜区。住宅区有正屋,还有各种仓库。养畜区有各种分类的畜栏,也有单独的干草堆置区。房屋外围是种菜区。为了构建较高级的生活,俄人的日常工作有许多,木材加工、畜产品加工往往都在大院内进行。正

屋前的空地,往往有脱谷机械、农具、橇、建筑机械、薪柴堆、等等。一个家庭的工具与汉人相比也更为复杂,农具的制作修理和一些副业生产都在空地上进行。每个院子要用木栅围起来,木栅相当整齐,高11.5米,院外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与其他家庭相隔。主屋的周围,俄人还种一些蔬菜,还有一些作景物的花草布置。向日葵除了食用,还特别用以美化周边环境。②至于分类饲养,俄人明显区别于汉蒙两民族,汉人的种植业精耕细作,牲畜饲养却是粗放的,华北中层阶级的人家稍微有个牛马的畜舍,一般人把牲畜甚至就放到墙边搭棚饲养。③蒙古人更是不讲究。在俄人那里,即使是一个小农,庭院结构也是分类有序的。一个小农户的结构也是二分的。住宅区与养畜区分开,干草堆置场单独设置,并有5个左右的围栏,5个围栏意味着5种分类。不但有畜种分类,役牛、乳牛、小牛、马、羊和山羊都是分割管理的。大也有大畜、小畜的分类。大农户的庭院一般还有菜园,有雇工人住的宿舍。庭院当中还有炊事场,用以烤肉。在多拉阿兮卡村有1户大家的庭院很大,5个分区围栏,一个大菜园。住宅区内有机械库和一般仓库,还有一个浴场,在许多中等和较大的农户那里,都有这种浴场。④这种消费水平,现今的牧人也难以达到。日本人对几户典型农户调查表明,住宅的面积一般都在几千平方米左右,这与华北的汉族农民不到100平方米的庭院相比,的确是两种文明的生活方式。1户名为卡利苏的老人四世同堂,有人口14人,养牛114头,马74头,绵羊和山羊586头,猪8头,骆驼20头,还有近30只家禽,住宅面积达7 069平方米。可以想象,这是一块80多米见方的地方。母屋119平方米,附属屋289平方米,菜地面积263平方米,花草49平方米,剩下的是很大的空地和畜栏面积。⑤一个华北地区的小农庭院面积还不及俄人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在这种木屋和庭院基础上发展出的村落,有很大空地,这正体现欧式文化的特点。

二、群体与文化、

长期以来,国境线限制了欧式文化的传播,蒙古人和汉人似乎也没有接受这种文化的动力。这种欧式农牧生产生活方式没能够像一种作物或一种流行技术那样,脱离人的迁移而进行传播。当时中苏边境上有哨兵,可以对穿河越境者随便射杀。所以,有规模人群迁移需要突发事件的推动。,十月革命的暴发成为他们迁

① 吉川忠雄:《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第8,3739页。

② 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上生活》,东京博文馆昭和十八年三月,第40--41、58,3738页。

③ 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河北省农业调查报告(四)(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地带)》,昭和十二年一月,第1617页.

④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60-[ >三河:一个欧式农牧文化在中国的复制与变化(19171964)_农林学论文(4)资:料;来/源,于FWJIA;网 http://fwjia.COm }--161页。

⑤ 满铁调查部:《北满三河露人の住宅と生活》,东京博文馆昭和十八年三月。第91108页。

移的动力。如果留在原地,成为革命的对象,结局可能就是死;逃走,有活命的希望。1933年左右,三河和牙克什一带的俄国人数猛增到5 340人,不但有对面后贝加尔湖地区的移民,还有哈尔滨的俄国移民。①但流向三河的俄人群体往往都是些有经历的人。在上库力村,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几个地方的流浪才到三河落脚。许多人照样到铁路上谋生,所去的站点一般是海拉尔、满洲里、哈尔滨、博克图、牙克什等。有的人周流过6个地方才来到上库力,还有的人离开又回来。151号户主到中国后先在吓拉依诺尔谋生,然后到海拉尔,再后到上库力,后又离开上库力到牙克什,再到哈尔滨,最后终于在1939年重新回到上库力。也有许多人越境后直接来到上库力,有75户,占46%。在别处停留1次的有43户,占26%;2次的有26户,占16%;3次的有12户,占8%;46次的有7户,占4%。一半以上的人带着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与当地的文化融合产生了失败,最后才来到上库力。这些痛苦会促使他们建设一个适合他们自己的文化社区。亲属关系在社区重建中也起一定的作用,上库力村中有许多人来自后贝尔湖地区同一个自然村,许多人靠亲友关系才在上库力重新相聚。③

在当时的汉蒙文化环境中,他们的经济地位非常低。在流浪谋生时,大部分人还是靠体力劳动谋生。这时他们处于蒙汉社会的低层,替蒙古人打草,或自己打草出卖,而当地的蒙古人一般是打草的。一些人无活可作,成为贫困流浪者。在札赍诺尔,日本调查者发现有一批最需要救济的白俄。有74户从事打短工等工作,80户从事农业。在其它俄国人中,打日工的有58户,一部分在矿上千活,15户在工厂或铁路做工。生活不但贫苦,所作的只是汉蒙社会的补充。在满洲里有1家日本人办的农场,那里雇佣了朝鲜人14名,白俄人10名。③到上库力最早的人都尝试过其它附属于当地蒙汉社会主体的角色,他们许多人成为别人的雇工。有的作马车夫,有的当制酪厂的工人、秋林洋行的店员、为人放牧者、或其它杂役。当然,还有一些当铁路工人、拖拉机手等。他们不甘在原来的地方成为附属,④在多拉嘎莎依村,有1位大户到1922年才定居下来。他是1919年逃到中国的,刚到中国时,一家7人带着牛40头,马8头,山羊200头,还有价值40元左右的银元。在海拉尔河下游小河子地带放牧、养奶牛、制牛酪、冬天打猎,生活也很艰苦。另1户是1920年逃来的,没有什么财产,当过矿工,几经周折,1924年到多拉嘎莎依定居,所有的财产只有马1头和木轴车1辆,马车拉着他的家到处流浪,过着艰苦的生活。⑤最早来到上库力发展的几户也都是携带着粮食来定居的,1号农户来中国时带着大麦200磅,燕麦250磅,荞麦50磅,先在一个地方住过一段时间,随后便迁移来到上库力。上库力村19181920年左右的逃难者多携带资财,1922年以后的人很少有携带资产和牲畜。⑥总之,这批早期走向三河的俄人是文化复制的载体。他们带着流浪的痛苦,复制原文化的渴望,同时也准备了一些简单?

① 山本真:《三河南部接续地区及牙克什地方にける畜产状况),昭和九年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畜产资源调查报告》资源调查书类第四编第四卷,昭和十年十一月,第8一11页。

②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6574页。

③ 五倏为正:《满洲里、札赍诺尔方面调查报告书》,昭和八年十二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一般经济调查报告》,昭和十年十一月,第1631页。

④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9页。

⑤ 佐藤义胤:《兴安北省三河地方农村豫察调查报告》,北满经济调查所1936年8月,第139一141页。

⑥ 仓持博:《三河露人农家の农业经营调查报告》,满铁调查部昭和十八年五月,第6574页。

形成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最大凝聚力不是宗族,三河人尽管有家族观念,但由于男女平等和一些基它西方观念的存在,完全限制了家族情结,使得家族关系在乡村重建过程中显得相当不重要。真正的凝聚力来源是。与大多数俄国人一样,。在当时的情景下,他们不可能像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那样同化入侵的游牧民族。这时,为了共同聚会和礼拜的需要,他们自然追求在一起居住。日本人也发现的这种强内聚力,认为不可思议。①实际上这与美国早期移民类似,早期美国移民社区的形成一般是先教堂,后政府机关。三河人也是如此,1926年,大概在上库力村有人定居之后9年,许多人还没有住上像样的木屋,。上库力成为这一带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后的行政中心也在这个地方。以后又增加1处教堂。与此同时,三河人热烈祈祷上帝让他们有1所学校,1935年,学校建成,一开始的师资力量差,以后好转。有了学校,不但原来的语言文化有了传承,小孩子也在这里学习汉语,为发展打下基础。②面对当时东北和内蒙军阀混战、土匪遍地的

,他们自动沿用后贝加尔湖地区帝俄时期的边疆制度一一兵农制(Amman System)。正由于这一体制的复制,使三河有一种文化搬迁的感觉。兵农制是建立在村庄基础上的自治行政。各村落选举产生村长,又叫屯长,任期1年。17个村庄再共选]名总长。这种地方自治在后贝尔加湖地区17世纪就已经形成,以后逐步发展,逐成系统。那里的基层单位为屯,屯上为乡。与中国传统的屯田制不同,这种制度有民主特色,屯长和乡长(总长)都是选举产生的。至于机构,有乡决议机关,负责作集体的决定,有议长负责讨论,所讨论的事不仅有治安和行政,还有共同耕作和其它生产方面的事。治安有专门的治安系统,司法有专门的司法系统,还有地方裁判官。在选举总屯长的时候,居民每10户选出1户作代表参加投票,总屯长必须在三河地区居住5年。这是一种高度独立自治的系统,当时的日本调查专家认为地方当局应当考虑是否让兵农制继续存在下去。但这种制度一直被利用着。③不但利于保安,也可以帮助税收。日本专家到三河调查时,由于三河地方行政系统的配合,各种耕地、人口数字非常清楚。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