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
父亲出生在那个叫茶洞的小山村，那是云贵高原南麓的一个小坝子。从父亲的爷爷的爷爷开始迁居到这个地方算起，有一百多年的村史，还没出过一个能识文断字的。这里远离镇，不通马路，出行靠脚走，运货靠肩挑；没有电灯，照明靠煤油；米自己种，布自己纺，鞋自己纳，酒自己酿，菜自己栽，食油自己养猪炼；娱乐唱山歌，健身打陀螺，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途径就是每隔十天半月选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步行到三十多公里外的集镇上帮乡友们买些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并顺带了解外面的信息。
父亲三岁即成为孤儿，背井离乡到舅舅家讨生活。舅父双目失明，舅母在生活的重压下失去了慈祥，寄人篱下三年后，六岁的父亲重返故里。家徒四壁，父亲用稚嫩的手开启了自食其力、安身立命的伟大工程……天不负勤，父亲硬是用稚嫩的双手从土里刨出腹中食身上衣，把自己养成英俊的小伙子。最值得骄傲的是父亲在他十八岁时建起了四间木屋，开荒了近十亩田地，并收获了临村一个家道殷实的漂亮姑娘的爱情。当然，父亲与他的先人及同伴们一样依然是目不识丁，直到解放后，情况才有所改变。那时刚娶了母亲的父亲意气风发，在村里办夜校扫盲时，竟不顾已是人夫的身份，一晚不缺地上夜校补习。经过几个月的启蒙和后来十多年的孜孜不倦，而立之年时，父亲竟成了村子里能识字算数的土秀才！经过老师的宣教，父亲知道了在他居住的村子外还有公社、所在地的“镇”和县府所在地的“城”。
“镇”，父亲是见过的，因为父亲偶尔也被大伙推选去集市上买盐。在父亲看来，“镇”已经很了不起――有小楼房，有大场，货物应有尽有，琳琅满目；最神奇的是头上吊着的玻璃灯泡不用油却明亮，墙上挂的木箱能唱歌讲话……父亲对“镇”啧啧称奇。但有人却说：“那算个啥！城里那才……”自那以后，“城”成了父亲向往的圣地，父亲发誓一定要进城去看看。
年近不惑时，父亲终于等来了机会。因为父亲能记账算数，生产队给父亲当上队里的会计。那年公社分配给队里一套广播设备，要求生产队派人去县城自行领取，父亲便主动请缨去完成这件事。那天，父亲带上母亲包的粽子，赶早摸亮上路，奔走三十多公里到镇上搭乘班车去县城。公社干部告诉父亲，到县城住旅社，必须要有公社的证明。父亲刚把公社里开的证明往上衣口袋里揣，开往县城的唯一一趟班车恰好到达。因为是起点站，所以车上人不多，父亲上车后，轻松地就选到了一个靠窗的位子。父亲是第一次乘坐班车，那兴奋劲儿赛过小孩子过大年小媳妇上花轿！车子飞速前行，看着车窗外纷纷向后跑去的田园村庄、远山近树，父亲心潮澎湃……也许是坐车太舒服，或许是早上赶路走得太累，兴奋的父亲不久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迷糊中，父亲感觉到车子不时走走停停，睁开眼睛，发现是车子在上下客人，于是不再理会。随着车子的走走停停，父亲感觉到旁边的座位人来人去，父亲知道那是短途的过客，也懒得去理会。直到车子进县城车站时，父亲才睡醒。
步出车站，太阳已经落山。折腾了一天，父亲已感觉饥肠辘辘。
父亲来到一家米粉店，买了一碗鲜肉粉，在粉店角落的一张桌椅上坐下，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粽子，剥开粽叶，放进米粉碗中。米粉送粽子，父亲吃得津津有味，喝光最后一口汤，心满意足地走出米粉店。
父亲来到一家旅舍服务台前说要住店，服务员问：“你的证明呢？”父亲摸摸上衣口袋，糟了，证明不见了！父亲连忙解释。但任凭父亲怎么说，怎么哀求，服务员就是一句话：“没有证明，不能入住！”父亲又到多家旅社撞运气，但都因没有证明而不能入住。此时，时钟已指向午夜时刻……
父亲灰头土脸，身心俱疲。他垂头丧气地坐在已闭门谢客的车站屋檐下。所有的店面都已经打烊，大部分街灯已熄灭，居民房舍的窗户透出亮光的也越来越少，街上几乎没有了行人。好在时值初秋，天气宜人，无处安身虽然受苦却不至于要命。疲惫不堪的父亲索性靠在墙角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被越聚越多的蚊子群咬醒。父亲睡不着了，思绪开始狂奔。父亲想，如果自己是城里人在城里有房子，那该多好啊！嗨！靠自己，想在城里有房子，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了。让孩子努力去争创也许还有希望啊！
父亲觉得，自己的几个儿子看起来都还不傻，模样也不赖。思来想去，决定送儿子们出山求学……
胡思乱想中，天亮了。父亲背起背包到河边码头简单地抹把脸，就去办理正事。办完事当天，父亲就搭乘班车返回。
父亲回到家已是深夜，但村里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和充满好奇的小孩都在我家的煤油灯下等他。当父亲把崭新的三用机往桌上一搁，大家都啧啧称赞。一番赞叹之后，从未进过城的乡友们便七嘴八舌地打听城里的趣事。父亲自然是从坐车到下车从街道到街灯吹了一通。
众人散去后，父亲向母亲透露了他的奇想――让儿子进城去住。母亲很赞同父亲的想法。母亲认为儿子们要进城，走吃皇粮当干部的路子最靠谱，但这简直难于上青天。父亲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文化人的。我们必须把孩子们送去读书，将来才有希望。”母亲点头认同了父亲的观点。最后，他们达成共识：再苦再累再穷，也要供儿子们读书。
于是，父亲和母亲在村人的疑惑和嘲讽中，把我们几个适龄的兄弟都送到山外去读书，两人独自在山里承担着繁重的农活。看到父母太累家里太困难，有一年秋天，我和大哥、二哥一同相约辍学回家帮工。刚回到家，父亲就把我们骂了个狗血喷头，骂够之后，把我们全部赶往学校……父亲是家里的帝王，父亲的看法就是王法，在这个家庭里，服从是除了父亲之外所有人的不二选择。我们也感觉到父亲的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里面蕴含着深沉的父爱，于是乖乖地卷起行囊回到学校……我们相约竭尽全力刻苦攻读，绝不辜负父母亲的期望！辛勤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那年，大哥考取中专学校，成了全公社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后来我考取了大学，成了全公社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不久，我的另外两个兄弟也分别考取了中专和大学，父亲兴奋地对母亲说：“我们的进城目标有望实现了……”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我们学成毕业后都回到家乡工作。不久，又都分别凭着不俗的工作业绩晋调进城，并在城里购置了房子。我们准备好了专门的房间，要父亲和母亲搬到城里来住。可是两老却总是推脱不来，说是在乡下住惯了，到城里住会闷得生病。
进城，这是父亲携妻儿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可是目标既达，父亲却只是偶尔充当城里的匆匆过客，没有真正进城来住几天。
戒烟
父亲是名副其实的“烟王”。
父亲烟龄很长。父亲年幼即孤，沉重的生活使父亲小小年纪就跟大人学会了烧烟。父亲的烟龄至少可以从十岁算起。
父亲烟量很大。只要不是吃饭睡觉，父亲几乎烟不离手。父亲烧烟不用烟斗，而是用草稿纸或烟叶包成喇叭筒。父亲的“喇叭筒”是特大号的，每支差不多要装上半两烟丝，能烧上十分钟。每天早上起床，父亲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卷“喇叭筒”，并在焚烧首个“喇叭筒”过程中完成如厕、生火、喂猪等活计。接着父亲取回晾在廊檐下的生烟叶，一张一张地在木地板上铺平压实，然后紧紧地卷成筒，用尖利的斧头横切，细细的生烟丝就出来了。烟丝细黄细黄的，好像金丝。父亲有一个专用装烟的口袋，每天早上都要把烟丝装满这个口袋方才出门干活。早上满载而出，晚上空囊而归。
父亲很会种烟。父亲烧的烟是自己上山开荒种植的生烟。每年四月下种，十月收割。父亲种的烟，叶子大而肥厚，像蒲扇。烟收割回来后父亲用竹竿把它们夹成一排排，晒干后晾在廊檐下。每年有五六十竿，整整齐齐排在一起，远远望去熠熠生辉，很是壮观。这种烟叶除日光自然晒干外未经任何处理，是地地道道的原生态产品。味道比卡斯特罗烧的哈瓦那雪茄还纯正。父亲种的烟除供自己享用外，还略有盈余。每年母亲都可以拿一点到集市上卖，换点油盐钱。
父亲日夜与“喇叭筒”为伍，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尽管有时候父亲烧的那个生烟熏得家人睁不开眼，尽管那个烟味呛得全家人呼吸不畅，但全家没有谁敢对父亲嗜烟说不。看到父亲有时烧烟时咳个不停，家人意识到应该提醒父亲少烧点烟了。可是父亲在家里的至尊地位使家人的意识只能是潜意识。直到有一年冬天，父亲日夜咳个不停，甚至咳得彻夜未眠，我们才下决心让父亲少烧点烟，并劝父亲去看医生。
但是，父亲并不认为咳嗽与烧烟有关，也不认为咳嗽是病。父亲说咳嗽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从小就咳，是很正常的现象。每次劝说父亲去就医，父亲都这么说。久而久之，似乎父亲咳嗽是正常的，不咳嗽就不正常了。对于吸烟导致肺病引起咳嗽，父亲更是嗤之以鼻。父亲说：“烟薰会致病？这简直是笑话！你们不见灶台上烟薰的腊肉，放个半年十个月，一点事都没有，就是隔年，也还是鲜香如故。如果离开烟薰，不说半年，就是留它个十天半月，都会生蛆……吸烟，好处多着哩！”尽管我们知道父亲说的是歪理，但是谁都不敢对父亲说不。因为那时候父亲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而我们都还是这个家庭的寄生虫。再说两个劳动力供我们四兄弟上学，能勉强维持生计已经很了不起了，实在难有余钱治病。如此这般，谁都不能撼动吸烟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也很难说服父亲去看医生。
渐渐地我们四兄弟长大了，并当了干部有了话语权，日渐丰厚的腰包也为我们积蓄了底气。而父亲因为年纪的原因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武和至尊地位。此消彼长，父亲在我们壮着胆子用恩威兼俱的语气劝他去看医生时，低下了他那一向高高昂着的头，他的咳嗽不是病的理论也被颠覆了。
父亲随我们到县医院检查身体，听诊、抽血、化验、拍片……折腾了一个上午，医生给出的结论是父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医生说，父亲患的是慢性病，可能是长期大量吸烟引发的，一时半会儿难彻底治愈，得慢慢来。所以，不用住院，拿药回去慢慢调理。于是医生开了大大小小的十数种药，让我们带回去给父亲服用，并叮嘱父亲少吸烟，最好是戒烟。还要求我们帮助父亲彻底戒掉烟。
父亲自幼吸烟，烟几乎成了他的精神支柱，要让他戒烟，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难归难，要治好父亲的咳嗽病，必须要让父亲戒烟。回家后，我们即帮父亲拟定了戒烟计划，要求父亲在一个月内彻底戒烟。谁知道戒烟计划刚一抛出，就触动了父亲倔强的神经。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把我们买的戒烟糖丢进牛栏里后，态度坚决地说：“药可以吃，烟不能少，更不能戒。要是一定要戒烟，这药我也不吃了，让它去喂牛！”看着父亲稀疏而花白的头发下那张倔强而坚毅的脸，我们妥协了。我们同意父亲先用药，戒烟的事以后再说。
可这“以后再说”最终演变成了以后不能说。也许是父亲从这次戒烟斗争中看到了我们的弱点，自那以后，我们每次提出戒烟的事，父亲总是倚老卖老不予理睬，我们逼紧了，父亲干脆表演寻死觅活的把戏，宁死不从……最终我们败下阵来，谁也不敢再提此事。“喇叭筒”仍然是父亲的密友。只是细心的人发现，父亲的“喇叭筒”精瘦了许多，上手的密度也小了许多。父亲一边服药调理，一边照旧地吞云吐雾。咳嗽虽然没有明显好转，倒也没有加剧的迹象，久而久之，又成了习惯，我们也就又听之任之。
时光飞逝，父亲很快就要进入古稀之年了。就在我们谋划着帮父亲办七十寿辰活动时，父亲病倒了。父亲说胸口剧痛。住院观察检查后，医生说是父亲的肺出现了问题。当父亲在病床上准备卷“喇叭筒”时，被医生制止了。医生严肃地告诉父亲，他的病就是因为吸烟引起的，今后再也不许吸烟了。说完还把父亲的烟袋没收了。两天后，熟识的主管医师悄悄告诉我们，父亲情况不妙，建议再到上级医院检查。在市人民医院进行全面复查后，CT室主任指着父亲CT片上肺部的一处阴影说：“靠近大动脉处有个可恶的东西，晚期了，不大好办。”主管医生向我们推荐了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动手术，把肿瘤割掉。这个治疗方案如果成功，效果较好，但因为太靠近大动脉，病人又上了年纪，风险很大，搞不好会下不了手术台；二是不动手术，保守治疗，这个治疗方案风险小，但效果不会很好。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治疗方案。
在父亲住院期间，我们兄弟四人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在病榻前悉心服侍父亲。看到我们边上班边照顾父亲的忙碌和憔悴的情形，父亲很是心疼。
父亲终于可以出院了。虽然算不上精神矍铄，却也步伐稳健。生烟叶味道太浓烈，父亲回家前我们把他的那些生烟叶全部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质量较好味道较淡的烟卷。我们做好了父亲见不到廊檐下他那一排排生烟时会暴跳如雷的思想准备。意外的是父亲看不到他的生烟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心情静如止水，甚至连烟的去向也不过问一声。我们猜想这可能是暴发前的沉默。我们不能让他暴发，于是立即给父亲递上一支烟卷。没想到父亲竟摆手拒绝说：“我不吸烟了！”说这话时，父亲目光坚毅，神情庄重。
毕竟父亲得的是绝症，虽然彻底地戒了烟，但病入膏肓时不是外力能改变结局的。父亲还没等到他的七十寿辰就走了。弥留之际，父亲要我给他卷支“喇叭筒”，我说：“爸，您不是戒烟了吗？”父亲说：“对，我是戒了，但我从来没有忘记它。我戒烟，是因为医生告诉我，我的病是吸烟所致，而我生病后，你们花费钱财不说，看见你们因为照顾我而忙碌、憔悴，我的心比病魔折磨还要痛苦难受……”
父亲戒烟的理由是如此的简单而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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