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讯 据媒体报道，河北沧州市侯落鸭村村民郑潮军用铁镐将村主任侯志强打死，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刑8年。但是，，要求释放郑潮军。他们的理由是，当时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们（包括侯志强曾经的同伴）都说：“侯志强是个恶人，我们都怕他。”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动辄暴力伤民的村主任侯志强，当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谓不大。于此可以说，，既是求情，更是对“村霸”压抑已久的愤怒的释放。但是，这种民怨和伤害，在悲剧发生之前不但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每次后报警，警方也是姗姗来迟。
在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村霸”的产生或许就是一种必然。说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现代乡村治理之困的一个缩影：乡村青壮年与精英外出，乡村的资源输出减少，导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农业税取消了，干部都很少来了”。
作恶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愤怒的铁锹之下，但正如报道中所示，侯落鸭村的明天会如何，却无人知晓。村干部伤人，并没有有效的基层仲裁组织予以干预调解，每个人避之唯恐不及，敢怒不敢言；而村民选举被暴力威胁所左右，这说明基层应该建立的自治并不完善；当村民向上级部门反映村主任的恶行，要么被拒绝，要么警方行动迟缓，说明应有的治理触角并没有延伸到乡村来，这里几乎成了“三不管”的丛林地带。因此，一个“村霸”被终结，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消失，更不意味着基层治理秩序的回归。
解决之道，唯有从根本扭转失衡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在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上对农村进行倾斜，为村庄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涵养的资源。一个常识是，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秩序的内在更替与再造。如此，“村霸”就很难有立足之地。